在新西兰多交几个印度朋友 关键时候能救命

Baden Ngan Kee是奥克兰人,三个孩子的父亲,一位体面的公司高管,他的生活是这样走上另外一条轨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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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天他走出办公室前往停车场,在那里和人握手之后忽然晕倒在地上,从此全家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他被诊断为肺癌晚期,医生给了他6个月时间——但那是三年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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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的,现在三年都过去了,什么延续了他的生命?一句话:是他自己的商业知识。

所以我们很快就说到了事情的内核:

新西兰不少癌症病人处在窘境之中:如果不能自救的话,就医生说活多久就活多久了。问题在于,在实行药物国家统一采购体系的新西兰,唯一的国家采购公司叫做Pharmac。我们的医疗体系其实是经济型的,政府只管补贴多少(总金额),具体哪些药物应该引进,哪些新医疗技术引进新西兰都是Pharmac来决定的。

国家统一采购药物有优点也有缺点,优点是Pharmac作为统一的采购方,对压低进口药价功不可没。如果药房分别去欧美采购的话,新西兰现在药价会贵很多。但国家统一采购也有不可否认的缺点,造成采购的范围窄,对采购品种需要反复认证,所以,如果病人需要国外的新药的话,会发现Pharmac进口速度超级慢,慢到生命无法承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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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den Ngan Kee是在被诊断还有半年生命后,明白了这个道理。

然而一查药价,非常贵!个人采购欧美最新抗癌药一个月要近10000纽币的成本。

这时,他了解到在印度有便宜的仿制药,虽然疗效不见得和原厂药完全一样,但性价比高价格能承受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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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等!

这个情节好像在哪见到过!

没错!

那部豆瓣9.0的“我不是药神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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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刷屏的中国电影“我不是药神”改编自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代购抗癌药的真实事迹。

影片讲述普通中年男子程勇(徐峥 饰)经营着一家保健品店,失意又失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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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,不速之客吕受益(王传君 饰)的到来,让他开辟了一条去印度买药做“药品代购”的新事业,虽然困难重重,但他在这条“买药之路”上发现了商机,一发不可收拾地做起了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独家代理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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赚钱的同时,他也认识了几个病患及家属,为救女儿被迫做舞女的思慧(谭卓 饰)、说一口流利“神父腔”英语的刘牧师(杨新鸣 饰),以及脾气暴烈的“黄毛”(章宇 饰),几个人合伙做起了生意,利润倍增的同时也危机四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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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勇昔日的小舅子曹警官(周一围 饰)奉命调查仿制药的源头,假药贩子张长林(王砚辉 饰)和瑞士正牌医药代表(李乃文 饰)也对其虎视眈眈,生意逐渐变成了一场关于救赎的拉锯战……

影片中的老奶奶(苇青 饰)一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泪点:“4万块1瓶,我病了3年,吃了3年,为了买药,房子没了,家人也拖垮了,谁家还没个病人,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?我不想死,我想活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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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啊,

《我不是药神》的故事,

正在新西兰原样上演!

好莱坞2013年的一部影片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” Dallas Buyers Club讲的其实也是类似的故事。影片主角发现自己患上艾滋后,使用当时美国药管局唯一批准面市的抗艾药物AZT(叠氮胸苷),但毒性极大。为了活下去开始研究各种替代疗法,并走私来自世界各地未经批准的药物。其后成立了一个叫做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”的地下组织,为艾滋病人提供更多“非常规疗法”。他的举动自然受到了药管局和药商的阻挠和施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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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西兰的Pharmac对于最新的抗癌药物没有药物补贴。Baden Ngan Kee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,寻找印度仿制药,原厂药一个月要10000刀,替代药成本至少减少一大半,其中有一种药物疗法最少只要600刀。

最初,他找其他代购为自己买药,买最新癌症药物及高效止痛片。到后来,他开始帮助新西兰数十位癌症患者购买——他自己成了导购或者代购。

Baden Ngan Kee说,自己对患者迫切的心情有了切身体会,“有人给我打电话,有人发短信,故事都是差不多的。我知道你能从印度买到药,你能帮我吗?

最初他拒绝了这些病人的请求,但随着他自己对购买药物的流程慢慢熟悉,他的信心增加了。

“所以我开始指导他们找哪些网站,把他们介绍给卖药的,告诉他们进口的程序。好多人都和我说,‘谢谢你Baden,你帮了我们Pharmac不能做的事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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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西兰患者为何会陷入这个境地呢?根据对OECD国家的调查,在传统发达经济体中,新西兰在人均药物开销、人均等待时间、引进新药的速度、新药物登记的类型这四个方面,几乎落后于所有OECD国家。(当然药品开销比其他国家低也不一定是坏事,实事求是的说,对于目前美国进口药物,新西兰患者支付的价格大约是美国病人支付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,因为作为唯一采购方的Pharmac逼迫所有的药物公司相互竞争,最大可能地压低药价。)

另外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同,新西兰是唯一一个按照既定预算严格执行采购的国家。

预算会给Pharmac一个封顶的年度药物采购金额,Pharmac非常“自律”:在Pharmac成立26年的历史上,从未超过预算上限。

2017年Pharmac的采购预算为8.7亿元,比此前一年提高6000万纽币。在2016年,前政府输入1.24亿元新预算,分4年使用,这也是在新西兰病患对无法买到抗癌新药表示强烈不满后,采取的一次资金输血措施。

2019年度Pharmac一年采购预算,是接近10亿纽币。

由于严格预算,每次Pharmac要增加一种新药采购,只能从其他药物上“节省”出足够的钱。所以,新西兰病人的等待时间才会这么长。而且归根到底,只有富人才能在现有体系下,承受自购进口正版药物的治疗。

Baden Ngan Kee试过各种药,包括最新抗癌药Keytruda。在他决定买药之前,他写下了一个数字,放在自己的抽屉里:那是他的开销上限。他向自己许诺,不能超过这个数字。如今,他已经接近这个能承受的上限了。

“快要到头了,这叫做’财务毒性‘,我已经经历了药物毒性——我的背和头一直在疼——看还有财务毒性。对癌症患者来说这很不公平,身体金钱两头烧。你觉得这个医疗系统会在照顾你,但其实没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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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den Ngan Kee为此发出了一个社会呼吁,请求Pharmac对最新抗癌药物Keytruda进行补贴。这种药物目前自购的成本大约每3周疗程需8000纽币。

新西兰肺癌基金会主席Philip Hope也向RNZ证实,依赖新药治疗的新西兰患者,正在越来越多的转向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生产的替代药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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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ilip Hope说,他不想提倡这种操作,但理解他们都是没办法。

Philip Hope说,新西兰的药物采购体系正在“系统性地让人们过早死亡”

以肺癌为例,一年1900名新西兰人因肺癌死亡,超过乳腺癌、黑色素瘤和前列腺癌的总和。而在Pharmac每年预算中,花费在3种最昂贵肺癌治疗药物上的总金额仅为270万,“至少还有6种肺癌最新药物在Phamac的等待名单上”。

Hope先生说,“很多毛利人和太平洋岛裔的患者,就是回家等死。他们先是化疗,然后回家等死。就这么简单。

“另外一些病人有其他信息和资源的,会努力看是否能够承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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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转而求助Give a Little这种新西兰众筹网站,在众筹网站上因为病患而发起众筹的占有很高的比例。

还有一些绝望的新西兰患者,会接受制药公司的临床药物试验或compassionate schemes。

前一种是实验室药物,后一种是尚未获得上市批文的药物,两种情况都如同去做实验室的小白鼠 。包括美国大型生物制药公司Sanofi Genzyme在内的多家制药企业,都已经把新西兰加入到临床试验目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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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经历了这一切而了解了这一切,如今肺癌患者Baden Ngan Kee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骨头和脑部,但通过药物控制,他已经活过了最初医生给出的期限。尽管另一方面,他的自费药品开销,已接近15万纽币——他不能再用更多钱了。

上个月新西兰媒体还曾经报道此事:称通过在印度购买替代药,其实他已经省了20万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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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过程中,他甚至做到了自己找到药品分析质谱仪,来测试他进口的药物的功效。

 “制药公司不会让你用,新西兰DHB也不会让你用他们机器。但我现在有自己的办法弄到了,我不会告诉你,这是秘密。能做到这个,我才能够知道仿制药的疗效,我才能够推荐给其他肺癌患者。”

除了帮助肺癌病患,他也帮助过乳腺癌和结肠癌的病患,这些药品需要经过印度和新西兰的两个海关,其中必然会附上相关情况说明,包括解释用途和对于不会销售的承诺。

那么,自己进口仿制药物到底是否合法?

“嗯,我不能肯定,但我假设这么做是合法的。我可以告诉你是怎么过海关的,但对于其他比如像(仿制药)专利这种问题,我就没法告诉你是否合法了。”

在电影“我不是药神”中,瑞士制药公司的代表在影片中到处找政府关系,要求打压伤害正版制药公司商业利益的“药贩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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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西兰现实版中,“药神”Baden Ngan Kee谈起自己为何选择走上这条路:

“我曾经问一个护士,我感到很困惑,那些没法负担药物的人怎么办?找不到这些信息的人怎么办?护士简单地对我说:They die. They die. 她的这句话激发了我让我开始想去帮助其他的患者……”